四川前线的北洋军和川军,虽然在兵力上是压倒多数,装备也远超护国军。但由于士气低落,加之北洋军和川军间的矛盾,和士气高昂的护国军对阵,也只能处于下风和守势。
而护国军军方面,由于兵力和财力等方面的限制,想取得大的突破也很难。
在一片厌战的声浪中,蔡锷等人开始把战略重点转向了争取陈宦和四川独立上。既能减少流血,又能取得更大的收效,这当然是最好的事。
其实,在交战的过程中,双方也有私下的联络和沟通。
除了陈宦和蔡锷有信使互通外,冯玉祥也曾先后两次派人和蔡锷接头,表示决心响应起义,愿意联络在四川的北洋军采取一致行动。他是在内心深处反对袁世凯称帝的,曾对外表示:如果坐视袁世凯称帝,当初为什么要参加推翻清廷争取共和的起义?
蔡锷想得更长远,和冯玉祥讲,如果能劝说陈宦宣布独立,对护国大业贡献更大,冯表示他一定会尽力。
张敬尧也有信给蔡,申述个人的主张,表示决不为项城一人争总统。蔡希望他能宣布独立,用行动来证明。他回答说要集合各军代表在泸州举行一次会议,以求一致。
陈宦接到袁世凯的停战要求后,正求之不得,随即向蔡锷发出停战书:
“云南此次起事,全国皆知,原由爱国起见,并无丝毫个人恶感。兹者帝制经已取消,公等目的亦已达到,而大局尚岌岌不可终日,凡以国事为前提者,即当设法维持。蔡公爱国达士,想亦与表同意。兹请通示前敌,暂行停战,以便双方讨论善后办法。敝处亦当分示北军长官,立即停战。素仰我公大公无私,谅能不趋于个人感情作用,有以教我。其余详细办法,已面嘱敝处代表,亲赴台前,面述一切。”
蔡锷复陈宦书:
“敬诵大函,得领宏教,不胜钦佩。所云此次云南起事,特为护国起见,诚然诚然。当时锷等以为起事之后,可用军事上之态度,表示国人反对帝制之意。如袁氏而良心不昧,即当俯从民意,中止帝制行动。讵料袁氏并无悔祸之心,竟又调派大军南下,以实行武力压制。以为如此,则真正之民意,可以被其压倒,而帝制可成功。因此致令生民涂炭,将士丧亡,举国骚然,四民失业。袁氏岂能辞其咎耶!及见人民反对日烈,帝制终无成功之望,始不得已勉行取消。论者以为袁氏至此必能退位以让贤者,乃复尸位不去,此非吾人所能解者。
“试问袁氏居此失败地步,能否掌执国家大权,操纵如意。即使能之,又试问袁氏尚有何面目以见国人。今姑将道德廉耻暂置勿论,又试问当此纪纲法律、对内对外之威信,荡然扫地之秋,袁氏焉能举国中之有才有德者以供其指挥耶?袁氏独行五年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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