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一山不容二虎,把这么多个大师级的人物集合在一起,能处得来吗?
在当时的北大有一种说法,中国有多少党派,北大就有多少学派;北大有多少个教授,校园里就有多少种学术观点。
在北大的讲堂上,史学方面,既有信古派的黄侃、陈汉章,也有疑古派的胡适、钱玄同。李大钊、陈独秀可以在讲坛上宣传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也有的教师在课堂上大讲特讲国家主义、无政府主义;有人提倡工读互助主义,有人宣传儒佛道者;陈独秀、胡适、刘半农、周作人提倡白话文,而黄侃、刘师培、林损等则极力维护文言文的地位。
如果走进那个时代的北大,人们可能会有一种时空错乱之感。当时的校园里,有些教授如胡适,上课时总是西装革履、洋派十足;而在另一间教室上课的辜鸿铭,则是长袍马褂、拖着长辫子,还手持旱烟袋,并专门有仆人为之点烟上水,诸如此类的情形不一而足。这些人似乎在用自己的外表装束在无形中宣示着自己的理念。
至于课堂教学中不同观点的交锋、互捧、或指名道姓批评对方观点,也是家常便饭。
本来中国有“文人相轻”的传统,互相谁也瞧谁不服气,共处一堂,是很容易滋生矛盾的。
但是,这难不倒蔡元培。用老百姓的话,叫做没有金刚钻,不揽瓷器活。
就任北大校长后,蔡元培提出“囊括大典,网罗众家,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正如他的一句名言:“大学者,‘囊括大典、网罗众家’之学府也。”
凡是有人的地方,总要有不同的人,不同的思想和观念。对同样一件事,看法也很难没有分歧。要使这些不同的人,不同的思想,不同的观点,能够在相处在一起,途径无非有两个。
其一,是弱者对强者的臣服。在动物界,如果在争夺交.配权时一定要斗个你死我活,这个物种肯定不会得到好的发展,也很容易走向灭绝。倒是弱者能够对强者臣服的种群,能够有利于繁衍光大。
弱者对强者的臣服在人类的历史上具有重要的作用。我们常说,人没有虎豹凶猛,能成为这个世界的主宰是靠群体的力量,离开群体个人是很难生存的。但是,至少在很长的历史时间里,没有弱者对强者的臣服,群体是不能维持的。
弱者对强者的臣服,这应该是封建专制及其之前的奴隶社会得以存在的重要的条件。所以,才有人被神化,有人拜倒在“神”的脚下,所以才有勇敢和智慧本身能成为道德。崇拜其实也是一种臣服,只是从表面看不是被强迫,而是心甘情愿。但臣服就是臣服,无论是自愿还是强迫。
要使这些不同的人,不同的思想,不同的观点,能够在相处在一起,这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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