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给极左分子多派些工作。他暗示—秉承江青的意旨—周恩来的病并不像他装的那样厉害,他正在医院中忙于策划他的未来。他也怀疑邓小平的可靠性。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不就会同意张春桥任总理吗
毛泽东没有认可王洪文的计策。他准备等到独眼老将刘伯承和其他将军们改变其反对意见后,让张春桥出任国防部长。1391他甚至还想过让他夫人出任文化部长。但是,这位老人终于发现政治从来都存在着讨价还价,因为对此计划有着太多的反对声音。
不久,政治局会议召开,毛泽东主持会议。他说,宗派主义是件可怕的事。接着他又以轻松的口吻说,每个人都会犯错误,包括他自己在内,如他与林彪共事这么久。他赞扬邓小平是一个“务实的人”,同时,他劝告他的同事们要警惕“资产阶级修正主义”复辟的危险性。
毛泽东解释他为什么没有管党的事务和参加即将召开的人民代表大会。他坐而待机,深深地掩饰着自己的疑虑,以同样的态度对待两派,暂且让人各行其是。
在人民代表大会的报告中,周恩来如此频繁地提及毛泽东,也许既是为了安抚这位主席,又是为了对毛泽东的缺席赐给他额外的自由深表感激。‘
事实上,再来探讨毛泽东在这些日子是否还是毛泽东主义者已不再有意义。他今天是,明天则不是。自1974年初以来,他的眼睛几乎失明。毛泽东于是召来北京大学中文系讲师芦荻为他读古诗,听的时候他也哼哼并做些评论。不幸的是,该大学的中国共产党组织已经指示芦荻:“不得提出不合适的问题。”由于担心在合适与不合适的问题上犯路线错误,芦荻未向毛泽东问任何问题。而作为一个侍读古典而犯错误的人,毛泽东称她是个“笨人”,还说如果她是个好老师就一定要问学生问题。
人民代表大会的实用主义论调两个月内似乎就已过时。1975年春,冷风开始从“左”边刮来,它由一条新的毛主席语录煽起:“认真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
也许人民代表大会的路线从未在政治局中取得过一致。持不同观点的同事们“按各自需要去领会毛泽东的指示”,毛泽东的缺席使他们比往常更加容易这样做,并且周恩来的患病又使得偏离这一路线增加了更多可能性。
张春桥曾警告:“我们有些同志,组织上人了党,但思想上并没有人党。这听起来有点像一场新“文化大革命”的吹鼓手。这位上海“左”派人物猛烈抨击讲求实际的邓小平和周恩来,说他们“在青少年中鼓吹物质刺激的观点”,说物质刺激“像臭豆腐,闻闻很臭,吃起来很香”。
张春桥的极左同伙姚文元也搬出了“文化大革命”的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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